1958年，大跃进时期的淅川县，人们盼望能吃个肚子圆，22343人带着美好的愿望从秀丽的丹江走出去，奔赴茫茫的青藏高原落户安家。可是，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呢？乡土作家、柴湖移民史记录者全淅林供稿豫记本期#老家河南#，揭开了那段移民血泪史。

全淅林 |文

居住在豫西南丹江岸边的人们，千百年来，依河而生，依山而长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。他们喝惯了清凉甘甜的丹江水，住惯了冬暖夏凉的土墙屋，走惯了蜿蜒崎岖的泥巴路，种惯了一马平川的河沙地……勤劳朴实的当家人除了划算着给长大的儿子讨个好媳妇，给眉清目秀的姑娘找个好婆家，别的啥心都好象没有要操的了。

然而，1956年初冬，当一群干部模样的外地人扛着“三角架”，拉着皮尺，在丹江岸边跑上跑下的时候，丹江人瞪大了眼晴：

“这是干啥子的？”

有人猜测，这里可能要修条大公路，北达淅川县城，南抵均县老河口。有人则说，这里要修造飞机场，理由是1930年国民党就在十二里河村东动土，要修个机场。可是后来得到的消息却是：湖北要在均县的丹江口修建拦江大坝，河南淅川丹江下游的地方将被大水全部淹没！

这一消息犹如一声劈雷在丹江上空炸响，丹江人变成惊弓之鸟，下地干活，走亲访友，上街赶集，一时间修建丹江大坝的事成为热点话题，有的人甚至神经出了问题，到了见树不说撞三脚的地步。

大队干部进县城开了两天会，回来后就站在村庄后边的高坡上，举起用铁皮卷作的“高音喇叭”，挺起肚子喊道：

“全村人都听着，马上就要修建丹江水库了，从今天起，无论哪家都不要再盖房造屋了，青壮年劳力要做好上大坝工地的准备……”

秘而不宣，传言已久修水库的事，终于有了正式公开的官方消息。尽管此事已算不上什么新闻，但人们仍然感到消息突然,有些茫然。

“这里住不长久了！”心存疑虑的人们得出了忧心的结论。

1958年8月，随着一声令下，淅川库区2.8万名男女民工带着行李，推车挑担，去了丹江口。他们去后，捎回来的“家书”，是一声声响彻丹江的爆破声……

1959年，位于丹江中下游，距丹江口近百公里，始建于明城化7年的淅川县古城墙开始拆除，那座“半截插在天里头”的魁星楼轰然倒塌，所有的机关团体、商店、医院、学校……还有古城街道上长方形的一块块大大小小的铺路石，只要是能搬走的，都随着淅川县委县政府的牌子一道搬移到远离丹江，一个叫“上集”的小镇上去了。

大坝在建，县城在迁！库区人必迁毋疑。

可是，库区人，往哪儿去呢？

据长江水利委员会的调查统计显示，丹江口一期工程将搬迁38万人，其中，淅川丹江库区内将有20万人需要动迁。迁往何处？作为直接管辖淅川县的南阳专署的领导们心里连一点底也没有。因为当时上级对如何安置移民没有实施方案，更没有具体措施，只是要求地方“想办法找出路”。

20万人的去向问题不是个小事情，淅川县、南阳专署深为此感到头疼。

正逢此时，中央北戴河会议作出决定：动员人口密集的平原地区青年到边疆去支援边疆建设。南阳地委专署的领导人听到这一消息，眼晴马上一亮：把任务分一部分给淅川，既可完成支边任务，又可解决部分移民的安置问题，搞个“移民支边”，一举双得不是很好吗？

“这是一步好棋！”郑州、北京迅速作出了反应。

就这样，1959年1月，南阳专署召开支边工作会议，就把本无支边任务的山县淅川列为支边县，分配任务8000人，为全区之首。淅川县就根据地委专署意见，专门成立了移民委员会，将8000人的任务分解到库区各社队。与此同时，还培养出近百人的先进典型，到各社队巡回演讲，作鼓动宣传，引导报名。

几天过后，数据统计出来了，报名申请支边的人员共计34893人。

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数字！

这是一个令人欣喜的数字！

通过这个数字，可以看到库区人对共产党领导的信赖，通过这个数字，可以看到库区人对支援祖国边疆建设的热情和信心。

但是，实话实说，产生这一数字的原因除了上述两点之外，也另有一定的历史背境。

其一，部分人看到搬迁是件早与晚的事，人挪活，树挪死，晚走不如早走好，所以，有的就请求先搬早迁。

其二，政策优惠。支边青年每人发军衣一套，军被一床，虽然没有军人领章帽徽，但要走的路是“军事化道路”，一切行动是“军事化行动”，迁移时胸前佩戴大红花，有专门的运载车辆负责接送，一种难得的吸引力使他们心血沸腾，挥笔请战，在申请表上鉴下了他们的大名。

其三，迫于活命。1958年淅川县的大跃进是“一日千里”。为了实现“小麦元帅县”的目标，把每亩180斤的小麦产量虚报为507斤，“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高产”，害得老百姓丢魂丧命，三餐没吃。有一首民谣形象地唱到：“提起吃食堂，眼泪流多长。锅里没米下，顿顿喝稀汤。要想照个合影相，全家扒到锅台上。”人们盼望能吃个肚子圆，想到边疆去闯一条生路，谋一条活命，也就有了积极性。

缘于上述原因，在1959年至1960年间的半年多时间内，库区先后两批共22343人带着美好的愿望从秀丽的丹江走出去，奔赴茫茫的青藏高原落户安家。

他们被安置在海拔3000多米高的荒芜高原上，自然条件十分恶劣，生产上是刀耕火种，生活上得不到温饱，当地的管理方法简单粗野，要求每人一天开挖7分荒地，完不成任务轻则不给饭吃，重则绳捆吊打，移民王玉女因病未完成垦荒任务，被人用铁锹活活打死。在短短的一年之内，数千名移民患病或非正常死亡，死亡人数占移民总数的30%。有资料显示:

武洲村移民197人，命染黄泉的有64人。

党子口村移民76人，抛尸高原有36人。

……

原以为只要勤奋就能燕泥新巢，重建一个崭新家园的人们，此时猛然醒悟，魂飞梦断。

“这里不能再呆了！”幸存者们遥遥东望。

他们要回“家”，尽管那个“家”已没了他们的房子，没有他们的户口，他们说，死也要死到老家的门口。

他们要返迁，尽管路途遥远，有千难万阻。

可是，有的人还未来得及上路，便一命呜呼；有的人还未“逃”到西安，就气绝命断。

有一位叫杜林黑的的青年，妻子死于兰州，儿子在西安火车站丢失，归来时成为孤寡一人。

据淅川县委给党中央的报告文件记载，从青海侥幸逃生返乡的人员，不是干瘦，便是浮肿，除了一身疾病，可以说是一无所有。在返回的万名移民中，缺衣少裤者有6000多人，许多人将被单改作为衣裤穿。无生产工具，无锅做饭的甚为普遍。

愿望啊，是美好的。其结果呢？是悲惨的。

远迁青海，无疑是一次失败的搬迁，是一次令丹江哭泣的搬迁。在没有解救办法的情况下，淅川县委一份长达数千字的紧急请示报告，万分火急地从丹江口库区发出，飞向南阳，飞向郑州，飞向首都北京……

中南海得知淅川支边移民的情况后，当即立断，派出一个调查组赶赴青海实地调查，并速急传出指令：淅川支边移民撤回原籍。时下是1961年。

边疆移民陆续从青海返迁回故居，可是丹江口大坝却开始围堰壅水。从湖北传来的消息说，库区内124米高程以下的群众必须全部迁出。刚刚从青海死里逃生回来的人们，前脚尚未站稳，后脚又要走，等待着他们的是再次搬迁，再次离别故园。

大概是许多人有过一次远迁青海的苦难经历，所以这次搬迁，他们显得极其从容，甚或说是消极。有的人，宁愿搭个草棚住下来，也不愿离开故土半步。但是，使他们感到惊慌失措的是，昨天还是一片葱绿的庄稼田，一夜间竟成为一片汪洋！人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晴，怀疑是一场梦，但眼看着河水漫漫涨起，不见了土地，不见了庄稼，水进了村庄，泡倒了鸡笼，淹没了猪圈，岂又怎能怀疑这不是真的？

“水漫金山寺！”这就是后来受到周恩来总理严厉批评的“水赶人走”的不适当作法。

“人逼”，“水赶”，除了再迁，又有什么办法呢？

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。由于移民支边，身上的血污尚未洗净，心里的伤口还没抚平，所以这次搬迁，政府采取了较为灵活的方式，允许移民在本省、本县、本地范围内选择自己愿意去的地方，自由选点，投亲靠友，少数社队移民亦可作统一规划安置。

这一政策深得人心，移民很快得到了安置。但这批迁出的26000多人，因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，生活困难较大，国家所补助的费用没来得及搞生产建设就被移民用来饱肚子吃掉了，大多数移民虽然搬迁了，但没有修建房屋，处于动荡不安状态。恰逢这时，丹江大坝因质量问题被迫叫停，移民们认为大坝不再建了，便携家带口又纷纷回迁到昔日的土地上，有的搭个草棚住下来，有的干脆找亲友帮扶，重又盖起了房子……

然而，这不过是命运之神的又一次游戏。1964年底，丹江口大坝工地在停建冷静了两年以后，再次响起了隆隆的炮声，800里丹江涛声大作，一颗颗还未有平静下来的心，一下子被提到嗓子眼里来了。

家在何方，哪里才是栖身之地？移民们翘首以待。

作家简介：全淅林，150年生于河南淅川，知名乡土作家，柴湖移民史记录者，著有《移民大柴湖》。